□本报记者 孟登科

单位送治精神病人

8月29日，刚刚开学不久的赣州市一所学校收到通知，说该单位职工黄远萍在外扰乱公共秩序，希望派人接回，并“做好疏导教育工作，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度发生”。

这份通知让学校的领导坐立难安，类似情况已发生多次。

9月26日上午，来接黄远萍的车就停在火车站附近，学校请来了两位赣州市第三人民医院（即赣州地区精神病院）的医生，给黄远萍当场诊断。医生初步诊断黄远萍患的是“偏执型精神分裂症”。

小车直接把黄远萍送到了第三人民医院。

医院医务科刘科长告诉记者：“我们在接诊过程中，是很慎重的。”就黄远萍的入院手续问题，刘科长解释说：“两位医生在火车站附近的面诊，就相当于一般的门诊。到医院以后，她单位的负责人迅速办理了相关的手续，提供了黄远萍的病情报告。为了谨慎起见，单位还提出要给黄远萍做精神疾病鉴定的申请。在收治程序上没有问题。”

在医务科，本报记者见到了 “病情报告”和“鉴定申请”，署名都盖有黄远萍所在学校的公章。黄远萍的母亲向记者证实，单位送其女儿入院，并没有征得家属的同意。

刘科长透露，黄远萍入院时并没有家人陪同，而且所有相关文件都没有家人的签名。学校邓校长也向记者解释：“黄远萍家人根本不承认她有病，也不同意将她送医院诊断治疗。为了对病人的健康负责，只好由单位送她去医院。”学校办公室李主任2006年4月26日的工作日记也写着：“建议家属送黄去医院诊断。”

医务科另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，这种做法很常见。“一般来说，只要有单位的公章，送来的病人我们都会接，不一定非要有家人的签字。” 而且，从她来医院工作起，“就是这么做的”。

“我要见女儿！”

黄远萍清楚记得刚进医院的情形：“刚到医院，他们（单位同事和医院工作人员）就扒了我的衣服，换上了病服。一开始的二十多天，我都是被关在了强制病区，双手被绑在床上，身体固定。后来才将我转到了普通病房。”

普通病房就意味着有了一定的活动自由，病人可以在规定的空间内走动。与其他病人相比，黄远萍的特殊之处在于，她不允许被探视，包括亲属。自9月27日，得知女儿被送进精神病院以后，黄远萍的母亲每天都到医院，恳求医院能允许她探视女儿，医院的答复只有一个，“先征得单位的同意”。

刘科长解释：“这是病人的单位特别交待的。病人由单位送来，所有的手续都是单位签的字，所以医院就只对单位负责。”在精神病院，“谁送来即对谁负责”是惯常的做法，尽管拒绝家属探视“确实有点不近人情”，但“医院也没有办法”。

9月30日，即在黄远萍被送入医院的第5天，医院给黄远萍所在学校出具了“疾病诊断书”，诊断黄远萍患有“偏执型精神分裂症”，“处理意见”一栏注明“目前在我院住院治疗”。

10月18日，医院对黄远萍出具《精神疾病鉴定书》，鉴定结论是“中度的偏执性精神病”。一位车姓医生向记者说明：“偏执性精神病比偏执型精神分裂症轻了许多。”

此前的10月12日，黄远萍的母亲溜进了医院病房，隔着铁门，和黄远萍说了短短20分钟的话。一个月过去了，母亲没能再见到女儿一面。满脸泪痕的母亲对本报记者说：“我怎么连见我女儿的权利都没了呢？”

购房补贴与行政诉讼

学校称早在2001年就发现黄远萍“出现精神异常”、“工作能力下降”的问题，但是直到最近因其屡屡外出才将她送入精神病院。

学校邓校长并不讳言这其中的关系，“之前，学校就曾要求黄远萍的家人送黄远萍去诊断治疗，家人并不承认她有病，而学校也没有采取强制措施。但这次事情发展得这么严重，只能由学校送她去医院了。”

是什么事情引发矛盾？事情如何又变得“严重起来”？

2004年11月，黄远萍得知国发（1998）23号文件规定，向学校递交了要求一次性发给其6万多购房补贴的申请书。学校当时答复，赣州市发放购房补贴方案并未出台实施，待有关政策出台后再作处理。

黄远萍对这一答复并不满意，多次找校领导理论。学校的工作文件显示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，“20余次找学校领导就此事胡搅蛮缠、无理取闹，严重扰乱学校正常工作秩序”，“撕打学校教职工多人”，黄远萍因此被行政记大过处分，并被扣除2004年奖金1200元。

2005年3月17日，不服处罚的黄远萍再次找到学校办公室主任张某，要求给个说法，双方发生了冲突。在现场的几位学校职工均指证黄远萍打伤张某，造成张某“轻微伤害（丙级）”。黄远萍被公安机关治安拘留7天。

“我一个弱女子，怎么可能当着那么多学校职工的面，打伤他（张主任）？”深感冤枉的黄远萍对公安局的行政处罚决定并不服气，遂于2005年6月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法院判黄远萍败诉。

由于得不到司法部门的支持，黄远萍开始到省市相关部门频频上访。每次上访的结果都最终落到“学校解决”。

五问精神病人送治

□本报记者 孟登科 □实习生 王成波

２００６年９月１日的《新京报》报道，重庆女医师曾四度被丈夫送进精神病院，而司法鉴定意见表明她并无精神病。法院经过调查，判定丈夫为了“包二奶”而做出虚假病史陈述。

２００６年１０月２１日，２７岁的深圳女子邹某被家人强制送到广州白云心理医院接受治疗。邹某对自己要被强制送到精神病院事先有预料，早在１０月８日，就与律师签订了授权委托书，邹某认为亲属间存在利益冲突，亲属有虚假陈述、强送她进精神病院的可能，因此全权委托律师代理行使她的一切权利。但是，医院以“病人家属拒绝病人与外界接触”为由，拒绝了律师探视其当事人的请求。律师认为医院只对委托人（家属）负责、漠视病人权利的做法并不合理。

近来，被亲属或者供职单位强制送到精神病院接受治疗的事件屡见报端。精神病院仅凭亲属陈述的“病情”收治“病人”，在各地也均有发生，有关精神病人送治、诊断、鉴定等问题引发的争议不绝于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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