圆圆怕了。不过，老板深谙“可持续发展”之道，在物质上对手下毫不吝啬，恩威并重。

“老板买一大包衣服和鞋子发给我们。”圆圆被解救回来时，衣装之整洁让父母吃惊不已。

“饭菜也比家里好。”只是吃饭时，圆圆这样的“小兵”只能席地而坐，只有老板和头目可以在餐桌上喝汤吃菜。到了晚上，等级关系解除，几个人在同一间屋子里一字排开打地铺。

睡醒后，“男的在家，女的出去偷，”所有“战利品”都交给老板。圆圆说不清自己偷过多少东西，只记得“手机起码有20部”。“老板说，等我们都高手了，去杭州、温州工作。”

如果圆圆没有被解救回来，很可能会成为第二个九虹或黎丁。“明年暑假，老板让我回汝州带别的聋哑学生出来，到很远的地方去。”

同学骗同学，老乡骗老乡，是各地聋哑犯罪团伙收罗成员的惯用手法。“相同的生理障碍使他们容易相互认同，老师讲千句可能不如聋哑人的一个手势。”在汝州聋哑学校，周世豪坚持一个招生原则：尽量不接收曾经失踪过的聋哑学生。

霞霞、圆圆和蓝蓝回家后，父母不敢让她们见面，也不敢让她们立刻返校。“怕她们再结伙跑掉。聋哑人之间，一个眼神能表达很多意思。”

无法进入的内心

聋哑人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原本有填平的可能，但现实往往显得坚硬

“解救”二字，在不少聋哑人看来，完全是警察自作多情。与圆圆一起被抓的另外13人中，有8个人明确表示不愿回家。

“聋哑人在一起能交流，好沟通，有归宿感。”汝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教导员刘亚哲一针见血。

“我寂寞！”这是蓝蓝的离家理由，“爸爸妈妈爱弟弟，不爱我，我是个麻烦。”

“在家生活，你快乐吗？”

圆圆写下个“不”字。她现实中的朋友都是聋哑人，QQ上的十几个好友也是聋哑人。

“在家生活，你快乐吗？”

霞霞仰脸看着妈妈，一个劲地笑，不写字也不比画。

她们渴求倾听与倾诉，但往往得不到父母亲朋的回应。

“该起床叫她起床，该吃饭叫她吃饭。”孙丽萍和霞霞的交流基本限于日常生活问题，稍微复杂的思想沟通少之又少，“那得写字，麻烦。”她爱女儿的主要方式是，“不让她干活，不惹她生气，多买好衣裳好吃的。”女儿的内心深处，是她从未到达的地方，“我也不知道她在想什么。”

聋哑人与家庭和社会之间的鸿沟原本有填平的可能，而将可能变成现实的人并不多。

“在美国，聋哑人有高福利，每月能领到700-900美元的救济金。在中国，聋哑人平等参与社会的路只有一条，学文化学技术。”令特殊教育专家、聋哑特级教师梅芙生担心的是，“聋哑人中，只有15%的人勉强适应社会，其余85%学识很低。”

120年前，中国第一所聋哑学校―――启喑学馆由美国传教士在山东登州创立。120年后，历史的车轮转了一大圈，聋哑人的入学率依然低得惊人。我国现有聋哑人口2000多万，但截至2006年，全国特殊教育学校在校生总数只有14万，这其中包括聋哑、智障和盲人。

与此同时，聋哑学生的流失率很高。“在校学生呈金字塔形，年级越高人越少。”平顶山市聋哑学校一位娄姓副校长说，该校有聋哑学生约200人，但每年的高中毕业生只有七八个。

“聋哑孩子上学，不光是少，还晚。”周世豪刚到汝州市聋哑学校时，“有个小学生20岁，当时比我还大两岁。”

十一二岁才读一年级的聋哑儿很常见，至今未归的灵灵是其中之一。“聋哑学校都是封闭式管理，学生得住校。她六七岁时，怕她不会料理生活，就没让她上。”灵灵的妈妈说。

聋哑儿的学习起步晚，进展也慢。

1/3+2/3=？

3/8-1/4=？

普通孩子三年级学习的这些内容，聋哑儿要到六年级才接触。

“聋哑孩子文化程度低，与我们的教育模式有关系。”梅芙生说，1955年之前，聋人手语和口语自由发展。1955年以后，学校照搬苏联模式，只教口语不教手语，令多数孩子无法接受，能习得的知识少之又少。“现在，手语教育已经重回课堂，但聋哑人教育仍把‘会说话’当成回归主流的标志，这是失败。”

知识的力量有多大，霞霞对此表示悲观。“我是聋人，考上大学毕业，找工作也困难。读大学一年两万，浪费。”

事实上，聋哑大学生的就业之路的确艰辛。

今年4月，天津理工大学聋人工学院13名毕业生集体求助于媒体。

今年7月，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艺术设计专业毕业生杨玲，捧着一摞省市级到国家级的获奖证书四处求职，结果屡屡受挫，最后也把希望寄托于媒体。

而此前一年，杨玲的师姐熊小芸向一银行招聘人员跪求一职。

……

“十一五期间，光是中西部特殊教育学校的建设，中央就要拨款6亿元。如果就业政策跟不上，这是在给犯罪集团培养尖子生。”不过，周世豪也理解用人单位的难处，“一则，聋哑人难管理；二则，聋哑人被家人宠惯了，重活累活不愿意干。”

执法之困

对这一群体如何执法确有困难，但更多的阻力也许来自漠然

自从8名聋哑儿失踪后，汝州市公安局刑警队办公室就没安静过，几名家长天天催着警察找人。

10月11日，圆圆被解救回来后，其他失踪聋哑儿的家长往刑警队跑得更勤，催得更紧。“那些天，我姐像疯子似的。”孙丽萍的弟弟回忆说。

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其他失踪聋哑学生还是没有一点消息。

“既然丢失聋哑学生的不只汝州，那就应该由平顶山公安局牵头，协调下属各县市公安局寻找线索。”中国公安大学教授王大中的这番话，正好说到了一位汝州公安的心坎里。

“聋哑犯罪团伙是流动作案，调查取证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。汝州公安的办案经费紧张，没能力跨地区长时间调查取证。”这位公安说，上面拨款3万用于调查，根本不够用，最后刑警队领导还垫付了1万。

早在8月27日，家长们就找到了平顶山公安局。“当时，除了汝州的，还有叶县、宝丰的，一共有20多名家长。”众人得到的答复是：“已责成相关公安机关加紧办案。”

11月7日和8日，汝州的几名家长再次前往平顶山市公安局，结果依旧。

其实，10月30日家长们还去过河南省公安厅反映情况，他们要求成立省级专案组。“省公安厅的说法和平顶山市公安局差不多，还是让汝州市公安局刑警队查办。”

“汝州市公安局刑警队领导说，案件正在办理中，事实上已经停办。”家长们说，这个是准确的内部消息。

“怎么才能引起省领导的重视？”女儿蓝蓝回来之前，赵旗向很多人问过这个问题。最后，办法还是他自己想出来的：在一件白衬衫的后背上，用毛笔写封求救书。“我要穿着这件衬衫和其他家长一道，在省公安厅厅长接待日去上访。”

衬衫上的墨迹还未干透，蓝蓝回来了。

“办聋哑团伙案还有个难处。”一位知情人士透露，聋哑儿是在汝州失踪，外地作案。根据我国《刑法》规定，应由案发地公安机关立案，但事实与法律相去甚远。汝州警方去许昌解救聋哑儿时，许昌警方称，只协助办案，不接手立案，犯罪证据确凿的也不接手查办。“抓回14个人，13个不是汝州的，最后只能一个一个地送回各自的老家。抓了也白抓。”

这种尴尬局面令王大中觉得匪夷所思，“当然要由案发地公安机关立案。”

11月13日，汝州还未找到聋哑孩子的家长们，将前往郑州，请省公安厅厅长帮助找回自己的孩子。

（注：文中失踪聋哑人均为化名。） (本文来源：南方都市报 作者：左志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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