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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余干公办学校学生大规模流向私校         ★★★★
江西余干公办学校学生大规模流向私校
作者:佚名 文章来源:北方网 点击数: 更新时间:2008-3-5 8:52:43

“很多农村公校就快要倒了!”随着学生锐减,农村公校普遍面临着“一费制”以来的第二次经费困难

和变革中的农村其他地方一样,梅溪初中呈现的是一个多少有些奇怪的图景,染发的男生在与女生亲密说笑,而教师办公室里还张贴着斯大林的头像。鄱阳湖在不远处袒露着戚伤的河床,曾经的汪洋恣肆,在50年来最大的干旱面前,一去不复返。

做了18年校长的夏精华看着远方,回忆起学校的辉煌:“在2003年之前,我校教学质量测评多次获全县第一,每年至少考取10个师范,六七个省专,十多个卫校,整个暑假都是考上的学生请我吃饭,南昌、进贤的学生都找关系想进来,梅中的老师很是吃香。但现在,我有很深的失落。”

去年,梅溪初中只有2人考取重点高中。夏精华把这归因为2006年,1名教导主任、1名工会主席和3名初二班主任去了私校,初二年级的成绩前20名学生全部跟着去了,“一个不留。”

在全县60所初中部,去年有近20所“削光头”(全校无人考取重点高中线以上),它们全都是农村公立初中。而一个沙港初中,就有138人考取重点高中线以上。

“走的是成绩好和管不住的学生,留下的就只有纪律差、成绩差的学生,”受访的公校校长大多这样认为,“校园风气越来越坏,老师不敢多管,就是挨学生的打,也不敢还手。”几年前,康山初中教师王新仁因制止外班学生进入教室,被该生用刀砍伤,后来,王新仁去了一所私校。

一名校长对留校生充满了失望:“说句难听话,他们连地都扫不干净。”

随着学生锐减,农村公校普遍面临着“一费制”以来的第二次经费困难,因为全校的所有开支,包括办公费、教学仪器添置、水电费等等,全都来自上级按学生人头下拨的生均公用经费,每流失一个学生,就意味着学校减少一笔收入。西岗初中校长张大卫说:“学校难以运转,教师积极性大减。”为了多争取公用经费,一些学校不得不多报学生总数。

与此同时,公校很多教学资源被闲置,很多教室的墙角堆满了课桌椅,上面积着尘土。

张大卫和同事们也在承受着来自社会的压力,“有些家长说,好老师都走了,留下的都是差老师。家长和学生的心理都容易受到波动,一些成绩不错但家境贫困的学生,竟然也要求父母转学到私校去。”

一些公校校长承认,近几年放松了对学校的管理,教师们也开始对教学敷衍了事,出现迟到、不备教案、“站岗”(完全让学生自习)等现象,一些人还偷偷到私校兼职。

“很多农村公校就快要倒了!”夏精华叹息道。陈国文承认,相比私校兴起之前,农村公校质量已经大幅度下降。

县城几所公立中学也受到一定影响,一些成绩好的学生流失到私校,但学校利用资源优势,还是不愁生源,有大把的农村学生想来。

1年半前,初中英语教师何苹(化名)从农村一所公校来到蓝天实验学校,她主要是为了把上小学的儿子带来,接受更好的教育。“他在乡下语文考57分就是班上第一,天天趴在地上滚玻璃球,现在到了私校,他的普通话都说标准了。”

在最近一次考试中,何苹的班排在年级第一,她为此得到了600元奖励。“这在老家不可能,那里太轻松了,不备课,不改作业,”她笑着说,“有时连考试都没有,学生拿着卷子到处跑也没老师管。一天,我让学生在教室里自习,自己跑到操场去和校长打乒乓球了。”

“民办公助”模式

公校校长们认为,这是财政在“甩包袱”,政府对私校支持力度太大

“余干大力发展民办教育主要是为了减轻财政压力。”余干县教育局副局长陈国文说。

余干是国家级贫困县和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,也是农业大县、人口大县和财政穷县,2002年县财政是1.17亿元,仅义务教育阶段的教师工资就达8000万元。

这年,江西全面进行农村税费改革,农业税的减少和最终取消,对县财政影响很大,而教育费附加和教育集资的取消,更让农村教育经费捉襟见肘。

2003年,余干县委办和政府办联合发文,大力发展民办教育,对私校用地按照政府划拨价格优惠提供,公校教师在开学前1个月提出申请,即可保编进入私校,职称评聘、工资晋级、工龄计算等与公校一致,可随时返回公校;对愿意去私校的学生,公校不得阻拦。同时设置全县私校的最低收费限额。

现在,余干民办学校的规模已跃居上饶市最前列,而上饶民办教育的学校数和在校生数均是全省第一。陈国文认为,私校大发展确实相应减轻了财政压力,私校固定资产达1.6亿元,1600名教职工和2.47万名学生,每年可为财政承担约2200万元的教师工资和教育公用经费。

但是,这所学校实际上只接收了当地300多名“一费制”小学生,离官方当初的预期效果相差甚远,余干县教育局内部对此也颇有非议,一名官员承认“有失公允”,“但这是县里定的,生米煮成熟饭,要撤掉又不可能。”对于外界传闻说有政府官员在其中参股,他表示不知情,只是说,后来有多名老板希望也能办“民办公助”学校,但教育局都向上提出了坚决反对意见。

这种“民办公助”的做法显然成为公校校长们讨伐私校的口实,并进而对政府发展私校的做法表示不满。他们认为,这是财政在“甩包袱”,对私校支持力度太大,私校数量过多,不加控制,严重损害了公校的利益。

但陈国文说,政府支持民校发展还有另一个目的:促进公校与私校竞争,提升教育水平。

“过去公校不愁生源,学生就近入学,学校安安稳稳就吃饱饭,但现在不行了,不加强管理高质量就有关门的危险。有危机感总是好事。”

陈国文认为,私校为全县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,促使了全县教育总体水平的提升。2002年,全县中考在300分以下的学生有6000多人,去年,这个数字降到1000人以下,中考升学率也从当年的全市倒数第一进入中游行列,“这个进步离不开私校的贡献。”

与公校校长们指斥被私校冲击不同,私校校长们认为这只是表象,根本原因还在于公校本身,即它们的传统管理体制。沙港初中校长周福令曾在公校做过3年校长,“太累了,你抓得紧,他就消极怠工,打小报告,我也没法扣他工资,”他说,“但在这里,我可以按照我的意愿做事。”

他的老板朱当生则说,关键还是校长,“公校校长是一名享清福的官员,晚上不在教室,而在外面打牌、喝茶,私校的校长可就吃苦了。”为了更好管理学校,他把房子卖了,全家搬进了学校住。

另一名私校老板也持相同观点,“如果我回到原来公校当校长,现状会好得多。”他举例说,同样一个包工头,在他这里建房,一个平米的造价是260元,到了公校就要330元。

学生分化,阶层分化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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