成绩好、家境好的学生去了私校接受更好教育，留下的多是成绩差、家境差的学生

暮色来临，鄱阳湖康山蓄洪区。一间简陋的砖混平房前，农民王秋华与邻居谈论着他们正在私校就读的孩子。他儿子读初二，因成绩好，学费被减免部分，还能获得奖学金，但一年下来，全部开支也要5000多元。邻居袁芳兰说，她儿子一年花费则要7000～8000元，这也是大多数私校学生的整年花费。

对王秋华来说，他必须忍受去年一场大风给承包的100亩农田造成的亏本，抗拒一直想要新起一栋楼房的诱惑，把挥汗如雨换来的积蓄留着，让儿子留在私校。“没有办法，为了孩子。”

但当小学六年级的女儿说她毕业后也想去私校时，王秋华慌了。“我跟她说，家里负担已经很重，只能支持哥哥一个人，她只好答应了。”

在余干县城几所私校附近，更有一群数量庞大的农民长租下来，专门陪伴在私校就读的儿女。

“他们的家境其实很普通。”何苹说。在私校做老师的她花210元租了3间房，自己的孩子以及姐姐的两个在私校读书的孩子也住在里面。何苹说，姐姐家仅两个孩子每年的学费就近7000元，而全家收入只靠8亩田和姐夫每月1500元打工所得，一家人要挤住在一个卧室。

2006年，余干农民人均纯收入2920元，比2002年翻了一番，但仍低于全国3587元的平均水准。公校校长们说，公校萎缩的最大后果，就是农民负担严重反弹，这与中央精神背道而驰。为了切实减轻农民负担，中央近年来先后推行义务教育“一费制”、“两免一补”、取消农业税、免学杂费等一系列措施，今年还将全面进行免费义务教育。

江西省教育厅民办教育管理处处长侯铁军说，余干私校现象在全省、全国不具普遍性，反而在很多地方，越来越低的学费使私校受到冲击，学生很多回流到公校。

同样让校长们担忧的是，曾经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学生们出现了分化，成绩好、家境好的学生去了私校接受更好教育，留下的多是成绩差、家境差的学生，接受远不如从前的教育，这势必造成“好的更好，差的更差”，“阶层差距正在影响教育公平，严重的教育不公又扩大了阶层分化。”

“私校已成为真正的重点学校，笼络了全县至少一半以上的优秀生。”一名校长说。为了争取优秀生源，余干中学开始面向全县小学毕业生，以选拔形式录取成绩优秀者，每年两个班。二中、三中也有效仿之举。为了留住好学生，大多数公校办起了重点班，对普通班则少有关心。

作为教育主管者，陈国文早已注意到上述种种现象，“这是个问题，”他说，“这对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不利，削弱了教育的公益性和公平性。”

2002年，教育部提出将均衡发展作为今后我国基础教育重要的发展方针，知名教育学者杨东平评价它“是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和进步”。国家已确定将把新增教育经费主要用于农村义务教育，把农村义务教育全面纳入国家财政保障范围，逐步建立起中央和地方分项目、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。

但投入不足仍然制约着这一构图。最新一项统计表明，2006年国家预算内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只有3.01%，远低于国家提出的4%目标。对余干来说，预算内教育拨款逐年增长，但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则逐年下降。

陈国文表示，余干私校规模已趋于饱和，政府已从当年的“大力发展”转变到“规范管理”上来，对新办私校，小学将基本禁止，初中从严控制，高中鼓励发展。

随着近几年国家财力的激增和对农村义务教育的倾斜，越来越多人士指出，政府应全面担当起义务教育的责任。2006年全国两会上，政协委员宋余庆在提案中呼吁，为保障公平义务教育，建议国家废止民办义务教育。

余干县城的出租屋里，何苹在油烟中炒菜，她姐姐的两个孩子埋头在卧室看书。而在康山乡，她姐姐的第三个孩子，一个在乡初中读初一的女孩，正与同学们坐在院子里熟练地搓麻将。外婆问她：“你就不能看看书？”女孩头也不抬：“老师都不管我，你管那么多干什么？”

何苹的姐姐是家里5个孩子中唯一的农民，当年她不像兄妹们那么好学，精力都放在了农活上，每年过年时，看着兄妹们衣着光鲜地聚在一起高谈阔论，她总默默在旁。何苹的母亲看着，总觉得愧对这个女儿。

现在，何苹的母亲似乎看到，这个悲剧将在女儿的下一代身上重演。她微弱地叹息一声，离开了外孙女的麻将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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