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合阳看农民供养大学生之累——

高考升学率在渭南名列前茅的合阳县，每年约有３０００人上大学，其中８０％是农家子弟。而该县近５年农民人均年最多收入也仅１５８０元，一个三口农家１０年不吃不喝不用的纯收入，才能支撑一个孩子读完４年大学。

最近，陕西合阳县６３岁的党宪宗，通过１６年的观察和对１１０户农家的走访，写了一份２０多万字的调查报告，反映农民供养大学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。

黄河西岸的合阳，地处渭北旱原，以农业为主，系“国家级贫困县”。尽管经济落后，该县的群众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，高考升学率在渭南名列前茅，去年渭南市的理科高考状元，就由合阳县两名学生以６９９分的高分夺得。该县４０多万人，每年约有３０００人升入高校上学，其中８０％是农家子弟。这些农家子弟背后的家庭，是怎样一种情况？

已经６３岁的合阳县商会副会长党宪宗放下生意，投资５万元，搞了一份调查报告。

党宪宗说，他之所以搞这份调查，是因为自出生到现在，除上中专时在西安呆过两年多，其余时间均在合阳，一直和基层的农民打交道，对农民的疾苦了如指掌。他当过农民，任过中学教师，做过故事讲说员，写过诗歌。从１９８５年开始从事餐饮业。１９９０年，高考生住进他开的旅馆，由此引起他对农民供养大学生问题的关注。从此，每年高考时，他都到考场外与在那里等待的家长聊天。党宪宗认为，最苦的还不是学子，而是学子身后在家里供养他们的父母。他想为这些父母呐喊，让世人了解他们。可是由于一系列事务让他无法脱身。２００３年高考时，党宪宗在考场外碰到了一名送儿子高考的老同学。老同学视力衰退，几近失明，一头白发，满脸皱纹，为供养３名大学生经历诸多艰难。党宪宗为之落泪，一种责任感油然而生。这年７月，党宪宗放下自己的生意，带着照相机、录音机、录像机开始了为期３个月的走访。

走访时，大学生父母们给党宗宪说的最多的是让他们惧怕的高额学费。

近５年，合阳县农民人均纯收入最低为１２８７元，最高１５８０元，这可是连烧火的麦秸秆都折价计算在内的，而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加生活费约１．２万元，４年近５万元，相当一个三口之农家１０年的纯收入。也就是说，一个三口之家的农户不吃、不喝、不穿、不用奋斗１０年，才能支撑一个孩子读４年大学。

党宪宗走进黄河边的合阳县坊镇东雷村范某家时，见到满院子的鸡、羊、牛。范某抹着眼泪说，从１９９５年大女儿考上大学后，连续又有３个儿女上了大学，每个娃一年学费和生活费都要１万多元，至今为孩子上大学，共花去约１５万元。然而她和丈夫累死累活，一年也只有五六千元现金收入，买了化肥、种子等后，只剩下３０００元。为了多挣钱，他们想尽了办法，除了养鸡、羊、牛，范某一个四五十岁的妇女，跑到山沟里抓蝎子卖，常被蝎子蜇不说，一次还滚到崖下，摔伤了腿。地边种了点芝麻，只值３元钱，但她也舍不得吃。到黄河滩挖药材，一天仅能挣２元钱，范某也去。在被迫无奈之下，曾贷过１万元高息贷款，光利息４年就８０００元。

为了供养大学生，许多农户家庭被拖垮。

坊镇东雷村１组，有６３户，其中２０多户供过大学生，这２０多户，是该小组中家庭经济状况最差的。１组是全村出大学生最多的小组，因此，这个小组整体显得房屋破旧。

合阳人十分讲究住房，可被誉为“秀才村”的城关镇小郭村，群众房子似乎还在２０年前。该村原党支部书记范永禄告诉党宪宗，他们村只有５００多人，但自恢复高考以来，全村出了１００多名大学生。别的村对考上大学的学生有奖励，他们村出的大学生太多，无法奖励。这个村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是先进村，自从恢复高考后，村民把挣的钱都用来供孩子上大学，所以与外村相比，新建房屋不多。

防虏寨乡定国村农妇黄某两个儿女都考上大学，最多时欠债１０万元，现在还有８万元债，光一年利息就一两万元。由于精神压力大和劳累，丈夫病倒了，因无钱治疗，在儿子上大学第二年离世。

和家庄镇长洼村７９岁老人王全胜说，上世纪７０年代劳动时，他从拉麦秸的车上摔下来，受了重伤，长期不能生活自理。大儿子智力有障碍，只能由他人带着干点力气活。全家靠老伴支撑。由于几个孩子都在上学，花费大，老伴又要种地、干家务，还要去拉煤挣钱，积劳成疾，又顾不得治疗，在二儿子考上大学第二年突然病故。该村的乡土作家王治民为这位老太太写了副挽联，上联：学费挣够了；下联：母亲累死了；横批：死也值得。

这副挽联，就贴在王全胜家门上。

党宪宗调查的１１０户农村大学生家庭，有１１人因为孩子们的学费而累死、自杀、病逝。供养大学生的家庭，平均每１０户就有１人这样离世。

农民们为供孩子上大学付出巨大，家长得到回报了吗？

黄某说，她的儿女毕业后，一直在还债。本来女儿毕业时分配到机关工作，为了多挣钱，要求下到工地。因长期在工地工作，已经２８岁了，还没有解决婚姻大事。同样，儿子已经３０岁了，也没有结婚。为了节省钱，儿子３年都没有回家。

从合阳考上大学走出来的渭南市农业局干部王彪告诉笔者，大学生毕业２０年后，才能回报父母。可这时候，父母已经老了，吃不动，喝不下，享受不了，有的可能早已不在人间。

笔者就农民供养大学生负担过重问题采访了有关人员。

西安工程大学学生工作办公室副主任黄海峙说，贫困生的问题，已经受到国家、社会、学校的广泛关注，这一问题要通过多渠道来解决。单纯让国家和社会来承担相关责任，显然片面。

西安科技大学组织部部长张立杰是从甘肃贫困农家走出的大学生，他创办的家族助学金使家族内３人上了大学，多人上了中专。张立杰认为，农民供养大学生的难关，可以通过多种渠道来解决，除国家助学贷款以外，可以建立家庭、家族式助学金，或以村、组为单位设立助学金，分担家庭经济支出峰值。只要有人出面倡导，就能做起来。

陕西省妇联“红凤工程”办公室主任班理说，首先要清楚一个问题，高中以上的教育，不在义务教育范围之内，不能完全依靠国家救助。其次，要转变这些农家学子家长的观念。孩子上大学时，年龄已经达到１８岁，对于贫困的农家，大学学费不用家长操心，学校不会因为家庭支付不起学费而将他们驱逐于大门之外。大学里有奖学金、补助金、助学金、助学贷款、减免学费等多种救助方式，而且社会上还有像“红凤工程”等许多救助大学生的组织，应让大学生自己去争取。这样可以锻炼大学生独立生活和获取信息的能力。家长不能什么都包办，否则培养出来的孩子缺乏责任心，一苦了自己，二害了孩子，三无益国家。国家需要有能力的大学生，不需要那种连结婚都要家长包办的人。 (金石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