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在这所几乎要废弃了的村校里，整整坚守了5年

重庆晚报1月10日报道  曾经拥有数百学生的学校，而今杂草丛生。老师一个个走了，学生也只剩下一个 幼儿班，8个孩子。残疾的曾杨秀就在这所几乎要废弃了的村校里，整整坚守了5年。

她月平均工资不足200元。看到学校由辉煌走向落没，她感慨万千：“哪怕只剩下一个孩子，我也要教下去。”

这实在不像一所学校。

近20亩校园，杂草丛生，到处是比人还高的“粘草籽”，操场上枯黄的杂草上随处可见牛粪，两个没有篮板的篮球架上布满铁锈。

两层楼高的“园丁楼”屋顶千疮百孔，室内堆满附近村民家的柴禾。只有教学楼前打扫得干干净净，这里是开县岳溪镇英武村韩岭村校。除一间挂着“幼儿班”的教室里整齐摆放着8张课桌外，其余教室布满灰尘，堆放着损坏了的物理、化学课程的试验器材以及散了架的课桌。

在这杂草丛的上方、一排葱郁的香樟树中，一面国旗迎风招展。

“上世纪80年代初期，学校最辉煌，有700多学生，同时有高中、初中和小学班……”村支部书记站在草丛中，一边感慨，一边伸出右手拇指和食指捻着粘满他全身的“粘草籽”。

36岁的曾杨秀最怕别人问她“你班上有多少学生”，她觉得很不意思，觉得这老师当得“没面子”——全校仅有这8个孩子，她一个老师。

5年来，因小儿麻痹症而右手萎缩、连代课老师都算不上的她一直坚守在这里。“哪怕只剩一个孩子，我也要教！”虽然有些不好意思，但曾杨秀说得很坚定。

孩子们的欢笑声回荡在空荡荡的校园里，有一种苍凉的温馨。

7日上午，记者来到“幼儿班”教室外时，1985年从这里初中毕业的曾杨秀正在给孩子们上课。已用得发白、中间裂了一条缝的黑板上，画着几朵模糊的花：“老师昨天给你们发了3朵小红花，今天又发了两朵，加起来是几朵？”

教室里黑黑的，没电——不久前，电线被人偷了，村上还没来得及重新安装。

下课了，孩子们跑出教室。“小心，不要接近园丁楼，危险！”曾杨秀一边跑着跟出去，一边大声喊。2岁的谭家毅摇晃着走过来哭着要抱。曾杨秀用左手将他抱起，使不上力的右手在衣袋里摸了良久，摸出一颗糖，小家伙破涕为笑。

杂草丛边，孩子们的欢笑声回荡在空荡荡的校园里，有一种苍凉的温馨。

孩子们2岁、3岁、4岁、5岁不等，最大的9岁。这个9岁的孩子，却比任何孩子都费神。“这是个智障女孩，大小便都不能自理。”曾杨秀说，这女孩常常弄得她一手的大便。她接手的最小的孩子只有1岁多，曾杨秀没有拒绝：“整整一学期，我几乎是每天用背带背着她上课。”

幼儿班教室在教学楼底楼最角落，这是一幢20多年前的楼房，也是这所学校健在的唯一一幢教学楼。曾杨秀记得，她2000年到这学校任临时老师时，对面和旁边那两幢教学楼还没倒：“3幢楼加在一起有17间教室。”

厕所在学校另一头，去厕所必须从那幢已成为危房的“园丁楼”前路过，曾杨秀就在远处草丛中，开出一条路。虽然远一点，但能保证刮风时，楼上的瓦和断掉的桷子不致于打在孩子们头上。

六个村民进门就跪下。曾杨秀当场哭了……

曾杨秀独自守着这所学校，5年了。从2002年起，这里就只剩下曾杨秀和11个幼儿班孩子，生源逐年减少。

“十多年来，老师和学生越来越少，又没老师愿意来。”英武村支部书记李小轩1979年从这里初中毕业：“我记得，我们班当时80名学生，有29个考上中专，其余的全部进入高中，没有一个落下。”母校昔日的辉煌让李小轩有些自豪。但说到母校的现状，他眼神中流露出痛苦，只有想到曾杨秀时，他才感到些许安慰。

曾杨秀也动摇过，那是2002年，眼看整个学校就只剩她一个老师和11个幼儿班的孩子，有人劝她出去打工。曾杨秀的姐夫是外地干部，姐姐让她去做生意。“我只是右手使不上劲，出去完全能养活自己。”当曾杨秀将外出打工的想法告诉村干部的当天晚上，就有6个村民来到她家。6个人一进门就跪下：“曾老师，你走了，娃儿们啷个办？”曾杨秀当时就哭了。

村支书李小轩说，如果曾杨秀走了，孩子们就只能到10多公里外的场镇上幼儿园，村里外出打工的人多，孩子们多为留守儿童。“路太远，幼儿班的孩子太小，老人们每天往返接送孩子不可能。只能在场镇上租房子陪读，但那又是一笔很大的开销。”不少村民们说，如果曾杨秀走了，他们只好不让孩子接受幼儿教育。

因为这些原因，因为这里是自己的母校，曾杨秀在这里一守就是5年。

曾杨秀没固定工资，所有报酬都源于孩子们缴的学费：“学生多，我就多。”

按有关部门规定，今年每个孩子每学期学费270元，曾杨秀一共收了1260元。其中包含89元书本费和160元保险费，她还得拿出一部分买零食、奖状等小东西奖励孩子们。一学年下来，曾杨秀的工资不足2000元。而在2003年，每个孩子一学期的学费仅140元。

记者为曾杨秀算了一笔账，坚守韩岭村校5年，她月平均工资不足200元。

但不久前，曾杨秀却用上了一部摩托罗拉手机。“别人不要了，送的。”曾杨秀不喜欢手机，因每月要用掉30多元话费。但她还是每天带在身边，一旦没话费了，就让丈夫帮助充值，一次只充10元钱。

“孩子小，不少还流屎流尿，有些又没带衣服裤子，我就打电话通知家长送来。突然降温时，也需通知家长。”2006年，有个孩子将裤子尿湿，那天，曾杨秀脱下自己的衣服，将孩子裹起来，自己却感冒了。那时，她就好想有个手机。

曾杨秀最大的愿望是，母校能重现昔日辉煌，附近孩子们都不必走远路到别的学校上学。

开县教委副主任肖劲忠称，曾杨秀的5年坚守让他们感动，但韩岭村校的变迁只是农村村校的一个缩影，是社会发展大环境下，自然规律的结果：“许多村校存在师资力量浪费、硬件资源闲置、教学质量不高等原因。农村学校布局调整就是要整合教育资源，优化教学配置，提高教学质量，但这些都得遵循自然规律。”

“哪怕只有一个孩子了，我也要教。”

曾杨秀的家离学校5公里。每天天刚亮，她就得起床，7点半，孩子们陆续到校。放学后，曾杨秀将一个个送回家。“先送近的，后送远的，最远的单面就要走半个小时，常常同时背两个。后来，一些家长觉得不好意思，会自己来接，我也轻松不少。”

放学后，曾杨秀还得赶回家干农活。丈夫因小儿麻痹症四肢变形，走路一拐一拐的，只能做点简单的家务。“学校和家里的庄稼地全靠她一个人……”说起妻子，丈夫谭小军一脸愧疚。

在这个特殊环境的校园里，安全是最大的问题。她一边摆弄着校门处那扇生锈的铁门，一边说：“一吹大风，房顶的灰尘就往下掉。特别是那幢园丁楼，一阵大风过后，地上就是一大片碎瓦片——这铁门的轴承该打油了。”

4岁的韩明香在韩岭村校读了两年了，说起曾老师，妈妈谭世琼一脸感激：“娃儿来没多久，就能写自己的名字了，回家还教我哩！”

“娃儿的父母多外出打工，家里只有老年人，曾老师不但教他们知识，还为我们减轻了不少负担。娃儿些都叫她‘妈妈’。”谭家毅的奶奶说。

曾杨秀说自己之所以能坚持下来，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村民的理解和支持，以及他们带给她的感动：“哪怕只有一个孩子了，我也要教。”

放学了，送走最后一个孩子，曾杨秀将教室打扫干净，费力将铁门拉拢。透过铁门，看到母校校园内废弃的校舍和一片杂乱，她匆匆锁上铁门，又急急赶回家做农活去了。 (本文来源：重庆晚报 )